1948年初，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，我党在领导军事斗争的同时，开始部署建国大事，培训干部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。从国民党手里接管新解放的城市，这些接收干部必须熟悉经济工作。如何做好城市的接收和管理工作，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。
中央决定，干部培训工作放在香港。
港工委的主要领导都参与了培训讲课。
中央派钱瑛 [1] 分管干部培训，一段时间里，她来香港暂住。由于她分管的组织工作比较忙，难以常驻香港，日常培训则由李应吉主管。具体工作人员是万景光。
万景光是最忙的工作人员之一。
1947年春季，万景光受地下党的派遣，到香港建立联络站。到香港后，他与岳父的好朋友合办了一个小公司，以商业作掩护，主要任务是接待来往人员，安排伤病员治疗。这个联络站接待了第一期培训学员。
第一期培训班于1948年2月开课。
钱瑛、李应吉等组织干部培训，讲课老师多是香港工委的领导，还有懂经济的民主人士，那时香港聚集了很多人才。钱之光到香港后也曾去讲课。
随着培训规模的扩大，资金来往增多，加上保密工作的需要，万景光与岳父的好朋友合办的公司不够方便，于是，中央委托杨琳、麦文澜等建立国新公司（英文名称：China Enterprising CO.），公司经理是麦文澜。
国新公司的任务之一是为新中国培训干部。国新公司属于中央系统，参加过培训的华润员工周德明回忆说：“国新公司是中央的，杨琳系统的。” [2] 国新公司成立后，通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学员来香港学习，安排课程，以及来香港后的秘密接头方式，都由国新公司负责。
麦文澜少年时代在日本度过，1923年京都大地震后回国。1939年开始在上海从事我党的经济工作，1948年初被捕，不久被我党保释，随后转到香港，任国新公司经理。初期公司不大，只有三个人：麦文澜（经理），韦向辰（文书），柳立坚（会计），柳立坚是麦文澜的妻子。
到1949年，国新公司经理是麦文澜和余秉熹，员工有柳立坚、万景光、青工李威林，还有一个练习生。公司公开的业务是进口纯碱、化工原料。
国新公司 后排：左一麦文澜、左二柳立竖、左四丁培举（余秉熹的妻子），右四李威林
前排：左二李威林、左三陈百廉。后排：左二冯修蕙、左四柳立坚、右二麦文澜、右三余秉熹、右四丁培举
万景光挂名国新公司的副经理，以贸易为掩护，配合钱瑛培训干部，培训资金来自华润。麦文澜负责公司的进出口工作。
万景光和妻子冯修蕙并不参与公司业务活动，他们的任务只是配合钱瑛、李应吉搞干部培训。为了便于工作，他把家搬到香港摩利臣山道26号，与麦文澜是邻居。
摩利臣山道26号实际上就是一个交通站，钱瑛到香港后，就住在这里。
万景光、冯修蕙去香港前于上海
培训班办了13期，受训干部主要来自上海、南京、武汉及西南地区。这些地方是蒋管区，还没解放，培训干部的目的就是为解放做准备，他们将参加这些城市的接收和管理工作。
万景光、冯修蕙的工作包括：安排13期人员从白区到香港的水路、陆路行程；安排他们在香港培训期间的吃住行及安全工作；培训结束后，安排学员们返回蒋管区。
我们在采访中没有了解到这些学员如何来到香港，但是了解到部分学员的返回路线：其中相当一部分学员是乘坐华润公司租的苏联轮船，先到朝鲜，再到东北解放区，然后奔赴工作岗位。
学员的生活很艰苦，香港天气较热，大家没什么被褥，初期，许多学员的枕头就是报纸，经常有人因不适应气候变化而生病。后来条件逐步好转。吴涤苍参加完干部培训后，留了下来，她是医生，成为国新公司的工作人员兼医生。
为了安全，万景光搬过几次家，最后搬到九龙塘罗福道8号，这里就成了一个新的联络站，在这里接待过许多内地干部，后期的培训组织工作也在这里进行。
冯修蕙回忆说：“当时我负责记账，我记得，培训的钱都是华润公司给的，有一次给了很多，用旅行袋装的，整整一提包。那次可能是有特别用途，老万不说，我也不问。我跟老万数钱，数了好长时间。” [3]
1948年12月，“香港工委”在香港旺角举办了第12期培训班，学员都是为接收上海而专门挑选的。俞敦华、周德明、程文魁、吕虞堂四人也参加了培训。三个月培训结束后，其他人去了上海，他们四人被留在了香港华润公司。那时，进出口工作发展太快，华润也需要大批人才。
俞敦华和程文魁是广大华行的干部，本来准备调回上海，又被留下。
吕虞堂1948年入党，在上海以开公司为掩护，从事革命工作，由于公司会计被捕，他转移到香港。
周德明也是上海人，与祖母相依为命。1948年入党，当时他只有21岁。上海白色恐怖很厉害。有一天深夜，他按约定出去接头，“上线”没来。第二天一早他回家时，发现家门口有两个陌生人，他马上意识到可能出叛徒了。后来他打电话给姑父，姑父说：“你别回家，出事了。”姑父约他见面，给了他一笔钱，他撤退到香港，改名周自谋。他在香港找到党组织，不久就参加了培训班。
我们记录这些故事并不是为了单独突出华润公司，在那段战争的岁月里，华润公司作为直属中央的企业，更易于得到中央的指示，加上外贸进出口业务量大，资金周转容易。那时我党的事业是不分家的。不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地方企业，都是为了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建立新中国。
1948年春至1949年春，在香港培训干部13期，名单大致如下 [4]
第一期：1948年2月8日—4月20日，湾仔渣菲道
江浩然、佟子君、夏明芳、沈默、陈瑛、程振魁、安中坚、戚怀琼、沈涵、柯哲之、吴涤苍、邓裕民、罗炳权等。（江浩然负责）
第二期：1948年3月，湾仔学士台
马纯古、朱俊欣、沈翔声、丁步云、欧阳祖润、韩武成、纪康等。（马纯古负责）
第三期：1948年4月—5月，湾仔渣菲道
梅洛、胡沛然、郑仲芳、曹懋庆、徐尚炯、邵健、刘丰、张汝霖等。（梅洛负责）
第四期：1948年5月—6月，湾仔永丰街，
陈修良领导，南京地下党市委干部：陈慎言、高骏、叶再生、曾群（文委）、王明远、欧阳仪（女）、颜次青、翁礼巽、胡立峰、李照定（学委）、陆少华（商场）、潘家珍（小教）、王嘉谟（公务员）等。
第五期：1948年7月—9月，永丰街
钱瑛领导，武汉地下党市委干部：马识途、曾惇、王锦雯、朱语今、王汉斌、袁永熙、张文澄、林瑜等。
第六期：1948年9月，石塘咀
刘晓领导，台湾干部十余人。（名单略）
第七期：1948年9月，学士台
马小弟、吴良杰、陈春宝、陈洪良、杨秉儒、陆象贤等。（马纯古负责）
第八期：1948年10月—1949年1月，学士台
上海地下党市委、工委、职委、学委干部：张祺、陈公琪、陆志仁、周炳坤、吴康、吴学谦、陈育辛、朱启銮、吴增亮、雷树萱、施惠珍、费瑛、鲍奕珊、方茂金、陆文才、施文、陈光汉、范富芳、张本、梅洛等。
第九期：1948年11月—12月，地点不详
上海东方公司干部：谢寿天、梅达君、杨宛青、方行、王辛南等。
第十期：时间不详，永丰街
钱瑛领导，西南地区干部：孙耀华、杜子才、刘淑文、肖秀楷、朱虎庆、黄森、俞乃森、余秉熹、顾剑平、甘学标等。
第十一期：1948年12月，地点不详
钱瑛领导，机关女同志学习班：王曦（张执一爱人）、邱一涵（袁国平爱人）、郑蕙英（李正文爱人）、陈蕙英（朱志良爱人）、缪希霞（何康爱人）、胡璇（蔡承祖爱人）、冯修蕙（万景光爱人）、吴涤苍、柯哲之等。（王曦负责）
第十二期：1948年12月—1949年3月，九龙上海街
俞敦华、华士德、贝树森、程文魁、周德明、吕虞堂、罗炳权等。（罗炳权、程文魁负责）
第十三期：1949年1月，学士台
沈涵、徐周良、许炳庚、何馥麟、王克顺、杨余根、陆象贤等。（沈涵负责）
钱瑛，1927年入党。1929年到苏联学习。1931年回国后被派往洪湖苏区工作；1933年被捕，1937“七七事变”后经周恩来等营救被释放。1940年到南方局工作。1946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，钱瑛被任命为上海局组织部长。钱瑛不是华润人，但关系密切。